纪念与反思

文/涂骏

梅贻琦说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今天的北大，怕已当不起这句话。

在北大十来年，有人格风范使我深铭在心的良师，寥寥。我来讲讲其中的二位：中文系的钱理群，艺术系的朱青生。

我1996年入电子系，但爱好文学，读顾城、北岛后开始写诗。同级的两位文友，历史系的周青丰、中文系的胡少卿创办“我们文学社”，邀钱理群先生做顾问。老钱在成立大会上致词，讲演的题目为“我中的我们，我们中的我”，热情洋溢而有深度。结束后我跑上去找他，给他一封信，说：“我想转中文系。”老钱看了信，略想了想，给了我家里的电话，说：“我想想办法，你过几天打我电话。”那封信充斥着文学青年的狂热，现在想来令我羞愧。老钱和我素昧平生，竟然认真对待了这件事。几天后，我打电话，他告诉我：“系主任费振刚是我同学，我和他说了，你去系里和他谈谈。”我带上作品就去了，费振刚婉言劝我，一、已经过了转系时间，转系考试在每年4月份，现在已经是10月份了；二、喜欢创作并不一定要来中文系，中文系并不是教创作的地方。我扫兴而去，不过对老钱却很感激，他并没有劝我半句。

见过老钱的人一定觉得老钱好玩，头大如斗，秃顶，笑眯眯，像弥勒佛。他儿童时演过《三毛流浪记》里资本家的阔少爷，有一场被欺负了哇哇大哭的戏。老钱以研究鲁迅知名，在北大常年开鲁迅与周作人比较研究课。有一次课上老钱说：“我不能和老伴一起去买东西，我老是和服务员争论闹矛盾，害得东西买不成，老伴怨我。比如北新（北大三角地的一个商店，已被拆），我每次去，都觉得售货员他就是阿Q，我是小尼姑，老被欺负，他要用手指弹我的脑壳。我就要反抗，一反抗，不欢而散，东西不买了。”大家哈哈大笑。下课后，经常是一帮人前呼后拥，跟老钱去饭馆蹭饭。

老钱在北大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，常被警告，老钱却一直很乐观。有很多人认为，老钱热情有余，理智不足。老钱本人对这话也有些认同：“我的朋友汪晖就曾经说我，你研究鲁迅，鲁迅是非常悲观的，但你的气质却和悲观差了十万八千里。”老钱顽童般呵呵一笑，眉眼挤成了一线。

老钱前几年退休，渐有悲观的体会。他虽然有些眷恋北大这个地方，但也乐于退休，因为他对北大已经不抱希望，不如归去。临退休前的一次讲座上，有人送上条幅及花篮：老钱一路走好！老钱笑：“好像给我送终。”退休之后，老钱想，在大学里教鲁迅思想已经迟了，因为进来的学生们已经被中考、高考这些考试制度扭曲了，应当到中学生里讲鲁迅。他就到南京师大附中开课，为了适应中学生的处境和理解力，他精心设计了讲义，比如从鲁迅和周海婴的关系讲起，讲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处，这是困扰中学生的重要问题。他发现，这样讲效果很好，学生们爱听，课堂很活跃。但是有一天，学生告诉他说：“钱老师，你讲的很好，我们爱听，但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要考大学，我们愿意先考上北大，再去听你讲课。”

几个月前，“我们文学社”庆祝建社十周年，请老钱来座谈。老钱笑哈哈地给我们讲他“文革”时候的事，念他当年写的豪情而可乐的诗篇，依然是童心未泯。不过偶尔他的脸上也会闪过一丝自嘲和感伤。他对中学生也不抱希望，他说：“假如说我自己做事情的热情和努力是一百分，我所产生的效果却很小很小，我的贡献只有零点零零几，小数点后面几位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对自己说，好歹是个正数，正贡献，只要是正数就行……”老钱又呵呵一笑，眉眼挤成一线。

年青一辈的学生或许觉得老钱已经落后于时代，理想和抱负如堂吉诃德般可笑。我觉得老钱做了什么都不重要，我所认识的老师中，没有一个人具有老钱的独一无二的特性：集顽童和长者于一身，对年青人永远是支持，是鼓励，是同情，无论年青人的想法是多么幼稚，多么轻狂，多么可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