逃课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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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蒙木

大一时始终认为无论什么课都要认真听,从不逃课。男生集体去给其中一位过生日也硬是不去参加,只为一门通选课。不想之后几年,逃课却成家常便饭。

逃课记

因为必须接受一年军训,本科加研究生,我在北大便与抗日同龄,这么些年,如果问我在读书方面受谁影响最大,答案似乎有些怪:汪曾祺。

汪曾祺说,他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北大人。他在西南联大上的学,清华也认为他是清华人。1992年,大概9月份这个样子,在五四体育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子里,人不多,仅仅属于中文系的一个小范围座谈。时任系主任的孙玉石教授主持。汪老头仰着大头,两眼很大,像鲁迅门前的枣树,直指着天空,似乎屋顶有一个洞通向更为五彩缤纷的世界。这么大年纪的老头眼睛还很澄明,以至于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人。他偶尔咳嗽两声,想半天才说一句话:

“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?”

咳咳(干咳的那种)。

“我想,第一要逃课。要逃课。”

听众很安静。“咳咳,逃课。”

孙主任紧瞅着汪老头,没有办法,因为汪老头的眼睛一直直指着屋顶以外的天空,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人。

“当初推荐我留校,朱自清先生就不高兴,因为我老是逃课。”

“咳咳。”沉默。

“第二,想读的书就读,不想读的就不读。像列夫•托尔斯泰是很伟大,但我不喜欢,我就不读。我最喜欢的作家,首先是我的老师沈从文,还有契诃夫和阿索林。我反复读。”

孙主任眉头不展,瞅着汪老头,毫无办法,只能任他讲下去。听众很安静。

我并不知道孙玉石老师后悔不后悔那次座谈。此后我们同学逃课,似乎果然成了家常便饭。我们班上语言学的老师王洪君教授口碑极好,这倒并不是大家都折服于她的风度或学识,而是因为她上第一堂课就宣布:“按照校规,是要点名的,三次不到,成绩就不及格。但我从不点名。”我听了大概三四次语言学的课,感觉没大意思,此后便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逃课了。那时,我们三五周课堂不见人,没有什么大不了。但需要自己的人缘好一些。因为人比较多,即使点名,一般也是抽点。我们互相连环地替别人答“到”似乎是同学之间的应有之义。

记得一次吕乃岩老师的课正碰上雨,他的课平时来听的人就很寥寥,这次就愈见少了。我有逃课经验,人多的时候,一般不会点名,而人少的时候,却是点名频发时段。所以这次我聪明地去为应卯而听课了,大概是第二次听课吧,实属难得。吕老师低头点名,连点了十多个人,居然基本没旷课的,他说:“这情形不对,答到的人要站起来一下。”哗啦啦,此后被点名的人一下子十不到一。当点名点到我一个要好同学的时候,我因为名次靠前,早早答“到”过,我想他当时根本没有抬眼看我呢,于是这一次站起来替朋友应了卯。点名过了一遍,吕老师说:“前面应该有没来的,我再重新点一下。”于是再次教室里响起了我的名字,我犹豫一下,便理直气壮地再次站起来,吕老师瞅我半天:“你是高立志吗?”“是啊。”我的无辜和吕老师迷惑的表情使得有人哄笑。“你不是高立志。”于是我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叉叉。平时不听课,还好,极少有旷课记录,这次真的来听课,倒旷课了。此后我不曾再听吕老师的课。而结果,我的考试成绩也好像很过得去。

大部分老师都不会真的拿点名威逼学生。似乎有一次很蹊跷。记得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课,中文、法律几个系在一教大教室里合着上。我们男生逃课经验已经成熟,于是决定从第一节课就不要过早暴露实力,大家派代表轮流上课应卯。这样,在直觉上,我们的老师一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。最后考试,天知道,他们印试卷是按照一教座位印的还是按照什么印的,应该不是按花名册,结果居然卷子不够。于是政治老师说,没有试卷的人不要着急,我去其他系调试卷去。过了几分钟,一些同学问题解决了,但还是卷子不够。我们勤劳的老师如是者三。记得都半个小时过去了,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“报告!老师我们还没有试题。”又有三个学生从角落里站出来。可怜的年轻老师脸色一下就不对了,于是又折出去调试卷。政治考试的结果是,我们班四十多人,十多个不及格。滑稽的是,这次不及格的女生占绝大多数。所以女生抱怨说:男生惹祸,女生背黑锅。

逃课省下来的时间,消磨实在爽,就像偷来的瓜果着实甜。大家做什么的都有,不过那时候北大周围一片农村,娱乐单调,大部分同学都是睡懒觉,逛朋友,看闲书,听讲座,上图书馆,或者听自己感兴趣的课了。我在大三以后,基本上听课的不考试,考试的课不听讲。大三临结束,我的学分还差两个。有同学告诉我,新留校的吴晓东老师很好说话,他的课写篇关于象征主义的文章就行。我对波德莱尔、梅特林克等是比较熟悉的,在图书馆花两三个小时,草成一篇作业匆匆交上去。事隔多日,同学转告我说吴老师想见见你。我便到他25楼的筒子间去,吴老师瞅瞅我,温和地说:“看你很面生,是不是很少上课?”我稍微愣一下,如实回答说:“我没有上过课。”这让吴老师倒反愣了一会儿,“不过,关于象征主义的基本点,你文章里都有了,都有了。”我只能赧颜不作声,他接着说:“让你过来,因为你的文章写得不错,我给你很高的分数。”

那时候图书馆(今天的老馆)二层南侧有一间“中文系教师研究生阅览室”,对本科高年级以上的学生开放。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里,其中的一道风景是季羡林老头,季老每天一开馆不久就准时坐在最靠近大库的阅览室东南角,安安静静地读书。偶尔有熟悉的人给他鞠个躬,相互微笑一下,然后也迅速寻找自己的座位,各自安安静静地读书。这里出现吴组缃、林庚等人的身影绝不奇怪,也许他们都来过,只是我不认得罢了。那里有几架硬壳蓝皮的文学类图书,记忆里最多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“外国文学名著选译”和上海译文出版社“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”等,我读了其中大部分部头不太大的作品。

这就是我的文学启蒙:用逃课逃出来的时间随意泡图书馆,听讲座。

毕业后我去见一些在高校教书的朋友,发现很多高校居然固定座位,固定晚自习,还一过11点就关闭大门。这样的大学和高中有什么区别呢?无非多培养一些凡事必请示的好员工罢了。不过,这个社会的确更需要好员工,而不是有点独立想法的人。从谋生的角度来说,北大给我的未必是好处,不过她给我的黑屋子掀起一角,我曾瞥过一个世界,应该是自由而有尊严的。尽管还无力冲出去,但我可以向往着,甜蜜并痛地向往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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