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所谓原始社会是一种生存状态，奴隶制是一种人际关系，封建是一种政权架构，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方式。它们根本就不是并列的概念，完全可以重叠在一个时代 的社会里。中国的封建时代开始于商周时期，而在秦始皇施行郡县制之后就结束了。所以，你们学过的社会发展史纯粹是胡说八道！你们来到北大，第一件事就是必 须把从前的错误逻辑理清楚。不然就没法继续学习，也没法与世界交流。”
这些问题我中学时代就跟老师抬杠，直到这时我才像个委屈的孩子找到了娘。也是这时，我才真正明白了鲁迅先生所言的“治学先治史”是什么意思。我不敢肯定课堂上听到的就是真理本身，但我至少体会到了一丝可以让人如此上瘾的真理的魅力。
战死于汗青夹缝——扯下皇帝的新衣
上 个月，我因工作需要参加了一次久违的少先队活动。看着孩子们把那传说中血染的布条系在胸前，高唱着不怕流血牺牲的歌曲，向着血红的旗帜宣誓，要为一个他们 不可能理解、他们的老师家长也不再相信的理想奋斗终身——我的心如刀绞一般痛。本来冰雪聪明的一代代孩子，自从挂上了红领巾，他们就被告知，要为一个解释 不通的概念流血牺牲。与此同时，誓言这种神圣的仪式，从此也变得一文不值。而我自己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，如果不是在未名湖边被幸运地击中，我也一定不会觉 得自己的逻辑思维有什么问题。我很担心，经过多少代人之后，中国人聪明智慧的基因会因为逻辑思维的混乱而改变。
上一代人心照不宣的默契，眼看就要成为下一代人默认的前提，但又有谁敢跳出来指摘皇帝的新衣呢？望着向我敬礼的少先队员，我羞愧地低下了头，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20年前中学政治老师制止我争辩时眼中的复杂神色。
“我虽年近八十，明知众寡不敌，自当单枪匹马，出来应战，直到战死为止……”这是50年前我们的马寅初校长以《新人口论》诤言获罪时的铮铮誓言。在他之前，有无数宁可杀头也不愿捉刀改笔的历代史官，和冒死直言的历代谏官；在他之后，有至死反对三峡工程的黄万里教授，和千万个敢于在课堂上“胡说八道”的萧国亮老师。来到未名湖边，我才得以在头脑里重新划分了一下，谁是不劳而获的硕鼠，谁是真正的士大夫。
抛开惹来无谓争论的考据，我姑且认为掌握了知 识、脱离了体力劳动之人为士，不论是否登上大夫的官方舞台，信奉“富贵不能淫、贫贱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”之民族精神者方为大丈夫。《论语》里也说：“士不 可以不弘毅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于是任重而道远的文士武士们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，中华民族才得以渡过一次又一次危机。士大夫这 个群体不光是用来统治劳动人民和传承文化的，也是用来死而后已、死得其所的。然而，就是因为不怕死，所以到现在，货真价实、有骨气的士大夫都死得差不多 了。幸好还有一些遗老遗少在北大苟延残喘，死去的英灵也会回到未名湖畔涅槃重生。
诗意的栖居——英雄圣贤就在身边
走出北大的 象牙塔，奔波于芸芸众生之间，我才发现被未名湖附体的魂魄如影随形尾大不掉。我往往自以为正常却不时被人当作披着人皮的外星人，一如当初我看到身边冒出诗 人的情形。怀念起当初的诗人，他们有的做了著名或无名的学者，有的做了或大或小的商人，有的依然栖居在地下室徘徊于未名湖边。
尽管知道了诗 人和士大夫都有活体种群存在，但我并不想把他们之间划上等号。我自始至终认为，诗歌除了文人自娱，还需要被人记住和传颂。迄今为止，除了上文所述，白话文 的诗歌我只记住了最大众化的两句：一句是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；另一句是“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，但我却用它来寻找光 明。”这两句应该是当代诗人身上士大夫的烙印吧。而当士大夫暂时把天下从肩头放下来之时，也不一定非要写诗。他们可以选择“诗意的栖居”，那应该是可以给 随时准备死而后已充电的吧。